前不久结束的欧盟夏季峰会又一次提到“去风险”，显示这一外交辞令正成为今后欧盟制定对华策略的主要考虑因素之一。在此之前，欧盟发布的“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就提到，欧盟将从能源安全、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经济依赖与经济胁迫等方面进行经济安全风险评估。而欧洲舆论认为，“去风险化”的潜台词是降低对华依赖，降低对华关系中重要敏感领域的风险。

笔者认为，在全球经贸网络演进机制下的欧洲“去风险化”，凸显非理性选择悖论。

(资料图)

如何看待中欧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的关系和经贸格局，已经成为欧盟与中国深化双边合作与互利共赢的重要议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自由化的发展趋势下，从长期看，中国与欧盟之间的经贸联系将日益紧密，深化中欧经贸合作既符合两大经济体的整体利益，也符合全球经贸格局演进的整体利益。欧盟“去风险化”的非理性选择，与当前的全球经贸发展趋势存在悖论和偏离。

第一，嵌套在网络结构下，欧盟与中国正形成新型生产关系。

随着新兴市场经济潜力的迅速发展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加速迭代，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研发网络和价值网络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作为全球经贸格局中的重要节点，中国与欧盟的网络联接日趋紧密。中国在加速嵌入全球经贸网络格局的同时，也在各经济主体和经济事务的联系及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欧盟在全球市场的各经营环节，需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市场开展直接或间接的嵌入式对接。

同时在与全球各经济主体的联系中，欧洲需要与中国形成积极协同和互动。如德国巴斯夫集团在广东投资的项目，在采用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同时大幅提升改性工程塑料在亚太地区的总体产能。

第二，在开放的地缘格局下，欧盟与中国走向新型国际分工。

技术的加速发展与知识的高速流转，驱动了地缘经济的开放发展，促进全球各经济体在多极增长的经济环境下寻求更加深入的合作共赢。这推动着国际分工从传统模式向更加对称与平衡的“蝴蝶型”联接机制转变。中国在加快嵌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金融链和人才链的创新融合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自然逐渐加快了与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对接，进一步推动国际分工方式的转型，从而激励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在与新兴经济体共建的开放地缘格局下，逐步跨越技术壁垒和地理距离，形成市场资源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合理配置。如中欧班列的开设为工业基地的发展架起了桥梁，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机械设备等多种产品在更便捷交通的支持下，不断加快中欧经贸双向流通。

第三，在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下，欧盟与中国探索新型创新协同。

在世界加快创新发展的趋势下，欧盟与中国的联接进一步拉近。欧盟在应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等经济不确定性的风险过程中，更需要中国的协同支持。通过对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参与和开发，有助于增强在全球价值网络中的自愈性，减少受到系统性风险冲击时的脆弱性。

在欧盟加快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创新企业追赶创新周期和维持利润空间面临诸多新的挑战。中国的技术本地化策略和小规模技术调整，将为欧盟有效配置全球区位经济资源、实现发展提供重要支持。例如宝马公司在欧洲和中国建设的4座电池工厂就是选择中国电池企业宁德时代和亿纬锂能动力电池子公司作为合作伙伴，同时宁德时代也宣布在匈牙利投资73.4亿欧元建厂，为奔驰、宝马、大众等在当地设有工厂的欧洲车企提供服务。

在数字经济模式演进和数字技术迭代的推动作用下，全球经贸网络的价值将随着网络节点与合作伙伴数量的增长而进一步提升，为全球经济增长发挥更大的作用。欧盟的“去风险化”也将对中欧数字经济发展形成新的制度壁垒。一方面，“去风险化”将抑制中欧数字经济合作网络的生态密度，形成对双边数字经济平台市场的制约。另一方面，将影响信息跨境自由流动，延缓知识要素在数字经济循环体系中的传递和迭代，加剧数字经济中的信息孤岛和信息不对称，造成市场资源错配和市场效率的降低。同时，“去风险化”还将阻碍创新合作网络的边界拓展，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成本，制约数字经济的创新增长与协同效应。

当前，全球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优质化和公平化逐渐成为各国关注的重要议题。欧盟应以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作为参考方向，放眼真正的长远利益，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重要历史发展机遇，与中方携手并进，同向同行。

（霍达，作者是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国际商务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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